复盘酷派之死：“国产机皇”的地产毒药

2019年1月11日，当酷派前CEO蒋超被新股东深圳地产大亨京基家族罢免之后，为这家公司打下江山的“老人”们已经基本消失殆尽。

蒋超离开酷派之时，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：“整个青春年华，曾经做到300亿年销售，也无遗憾了。”

蒋超或许没有遗憾，但酷派可不一定。

作为曾经国内知名的手机企业，在这次大股东易手之后，酷派卖地求生，全面转型地产业务趋势已成定局。

一位酷派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界面新闻记者说，虽然酷派在美国的运营商手机业务还在正常运作，但在负责人蒋超离开之后，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不好说了。

酷派的财报显示，酷派的营业收入已经从2014年249亿港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33亿港元，下降幅度将近10倍。利润方面，酷派2016年亏损44亿港元，2017年亏损20亿港元。

从这些数字很难想象，曾经的酷派还是有着上万项的优质专利的“国产机皇”，是中国用户最熟悉的“双卡双待”的发明者，甚至一度和华为齐名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酷派退市，破产的号角已经响起。

最惨淡的时候，酷派还接连被银行和供应商提前索债，2018年12月，停牌超过20个月的酷派延迟一年才发布2017年的财报。

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一些人在觊觎酷派。在手机业务大幅度衰败的情况下，酷派的土地和物业资产却仍然价值不菲，吸引了碧桂园、星河地产、京基地产等公司的争夺。

就在2018年5月，京基家族在入股酷派前，火速向其借款5个亿，甚至还提出了无需抵押或担保这样优渥的条件。

酷派最终选择将未来交给地产公司，看似是为拯救公司所走出的不得已之举。

但实际上，最早一批的酷派人心里应该都明白，从五年前酷派创始人郭德英觊觎地产业务，最后却高位套现离开的时候，酷派的结局就已定下。

酷派的地产野心

可以说，酷派的命运是跟随着深圳的房价而变化的。

酷派前员工们清晰地记得，2014年，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深圳酷派信息港已经有了施工队的进驻。

在这片占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，当时的酷派正在施行一项大计划：拆楼、改建、收租。

诸多的媒体报道称，2008年，郭德英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的情况下地价购入了诸多土地，除了深圳之外，还有东莞、河源、西安、郑州等城市的黄金地段。

也许郭德英自己都未曾想过，当时投资的这笔地产后来对酷派意味着什么。惊喜则在2012年之后开始到来。

当时的深圳市南山区被称为了中国硅谷，一度炙手可热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人才聚集到了这个地方，租金和地价也在水涨船高。

酷派信息港位于深圳高新产业聚集地南山科技园内，为酷派总部所在地，地理位置其佳。2012年，酷派信息港旧改项目被列入《2012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》，2014年的7月18日，项目正式奠基。

郭德英在当时的奠基仪式上说，这片园区要与国际一流品牌谷歌、微软、苹果等媲美。

但郭德英内心真正想媲美的，或许不是美国科技公司，而是像万科、恒大、碧桂园一类的专业地产巨头。

因为收租赚钱可比卖手机要容易多了。按照公开的建设规划，酷派信息港项目总拆除用地面积为3.29万平方米，规划容积率提升到7.2，总建筑面积大幅提升到了20.14万平方米，相比之前提升了几倍。

在深圳南山科技园的租金巅峰之际，写字楼的价格可以达到6万元/平方米，照此价格测算，酷派信息港的总货值可达120亿——这可是卖多少台手机都赶不上的收入。

当时，酷派为了这份地产蓝图高歌猛进。酷派的财报显示，在2014年和2015年，酷派的资本开支一项（包括添置物业、厂房及设备、無形资产以及预付土地租金付款）翻了一倍，从2013年的2.1亿港元陡增到了2014年的4.7亿港元和2015年的4.8亿港元。

与之同时增长的还有借款。2014年，酷派的计息银行借款达到了21亿港元，同比2013年的6亿港元增长了250%。

要知道，酷派在2013年的净利润才3.4亿港元，研发投入仅为八千多万港元，地产类投入是研发类的三倍。换句话说，酷派当时将公司大块现金流都押注于地产业务上面。

2014年之前的酷派，现金流运转尚属健康。酷派信息港之前就有一部分被对外出租，多年来也一直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各地园区租金收入。2013年，酷派的租金收入还有三千万港元。

但深圳市房地产市场在2015年进入疯涨。按年度计算，深圳市2015年房价比2014年平均增长43.1%，2016年又比2015年增长60%，其中2016年5月全市新房平均价格达到55871元/平方米，同比增长96%。

这可能是导致酷派利益熏心的主要原因，也许在酷派管理层当时的商业信条里只有一个：楼盖得越多，赚得便会越多。

一位专注深圳城市研究的人士也对此评价：“酷派信息港是2008年才建好的新楼。拆建之举完全是为了搞房地产增收。”

失衡的天平

酷派倾注于地产本也无可厚非，在保证手机业务正常运转的情况下，如果能多一笔巨额的地产收入，两驾马车下的酷派也能所向披靡。

但2014年开始，手机时代的风云变幻悄然来临，这也是酷派大混乱的开始。

酷派创始人郭德英曾经被手机圈称为“拼命三郎”，酷派当时在市场上的杀手锏是：提前储备技术和产品，抢在对手前头。

在智能手机刚刚到来的时候，酷派这招屡试不爽。

2003年，酷派推出中国第一部智能手机，2005年又推出全球首款双卡双待手机，累计超过6000多项的专利技术，当时在蛮荒的中国手机行业基本无出其右。

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酷派实现了和中国最强势的运营商渠道合作，一代机皇冉冉升起，酷派与中兴、华为、联想并称“中华酷联”。

3G时代是酷派的巅峰。酷派通过提前两年进行TD研发，在2008年3G牌照发放时得到了市场准入资格。到2012年，酷派已经在中国3G国产手机的第一阵营中排在了前列。

但在4G时代，这招却失灵了。

2013年，酷派想在4G时代延续此前的“卡时间点”的策略，于是也在4G来临之前大量提前备货。

但问题在于，从2013年到2015年，4G牌照发放一波三折。从首批牌照发放到最后牌照发放结束，间隔了超过一年的时间。

“在2014年和2015年，酷派因为提前备货而导致库存激增，在4G牌照发放的节点上，拖累了酷派的现金流。”一名跟酷派深度接触的半导体行业人士对界面记者说。

财报显示，酷派在2013年的包括存货在内的流动资产激增到了88亿，2014年更是增长到了112亿，这些存货直到2016年才陆续被低价清空。

酷派财报指出，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，酷派毛利率同比下滑6.4%。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4G手机竞争激烈，以及集团加强股份管理并加速清理库存导致。

2014年到2015年间，是酷派开始走下坡路的关键年份。

在那两年的时间里，酷派长期以来依赖的运营商渠道也停止了补贴，酷派可以说失去了最为重要的衣食父母。

这次断粮不但减少了收入，而且酷派在电子商务和公开渠道上几乎没有多少积累，转型之路突如其来。

竞争对手们也在悄然而至。电子商务渠道的小米手机快速崛起，而OPPO和vivo则在公开渠道中攻城拔地，华为和旗下的荣耀也在不久后到达了战场。

2015年，酷派的收入从2014年的249亿港元突然剧烈下滑到146亿港元，下滑幅度为44.1%。毛利率为10.8%，比2014年的12.1%下滑了1.3个百分点。

地产“门外汉”

手机业务失衡，也让酷派的地产业务坠入深渊。

诸多房地产圈的人士分析，在手机业务遭遇滞销之后，酷派吃紧的现金流并不足以支撑其独立完成项目的开发和运作。另一方面，酷派作为一家科技公司，对地产运营并不专业，也不具备房产开发租售的能力。

（编辑：云计算网_泰州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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