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应该遗忘袁隆平？！

而袁隆平的研究进展却不是很顺利。1975年以后，他以自己的不育系配成的优势组合“南优2号”，在湖南洞庭湖地区大规模试种。与同类杂交稻品种相比，“南优2号”的确长势最好，穗大粒多，但却有致命缺陷——不抗病。后来，洞庭湖地区几十万亩水稻遭遇矮缩病，颗粒无收，“南优2号”也因此被逐渐淘汰。

1991年版的《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》一书列出了23个杂交水稻组合。在1980年之前，也就是第一代杂交水稻品种里，只有“南优2号”为袁隆平的成果。此书由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主编，主要撰稿人第一位即是袁隆平。

杂交水稻研究的上述历程引发了一个争议：第一个能大规模推广的不育系、保持系、强恢复系与优势组合都不是袁隆平做出的，但长期以来他却被公认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，几乎成为杂交水稻唯一的形象代言人。对此，朱英国认为，不管怎么看，袁隆平都是国内最早开始做杂交水稻的，“野败”也是他的助手李必湖发现的。但颜龙安却有不同意见，“不一定你（袁隆平）搞得早，功劳就归于你，应该允许人家超过自己。如果论贡献大小，他只是开了个头。”

娄希祉是《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》一书的统稿者，也参与了当年的大协作。他认为，“杂交水稻的诞生，除了有像袁隆平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的贡献，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”

“但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当年大协作这个事了，以为这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功劳”，娄希祉指出，这既是媒体舆论的一个误区，也是客观因素造成的。他解释说，1987年，中国将杂交水稻这个成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科学奖。本来是以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为主体来申报，但根据国外的评奖规则，报奖人不能是一个单位，必须要具体到个人。袁隆平是这一领域被公认的开拓者，又是1981年特等奖的第一获奖人，于是，顺理成章地，这次大奖就再次落到了他的头上。

由于联合国科学奖名气较大，袁隆平声望日隆，使得媒体与公众也就越来越多地只关注他一人。

学术成就与社会名望，使袁隆平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。据李晏军的不完全统计，1966一2000年，国家投人到杂交水稻技术研发的直接经费2000万元，间接经费2000万元，但从2000年起，袁隆平所在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，三次得到总理基金的资助总额就达4000万元，相当于过去24年全国杂交水稻研发经费的总和。

就杂交水稻的诞生过程，记者试图联系袁隆平，对此，袁的秘书、《袁隆平口述自传》一书的记录整理者辛业芸回复:“袁院士在海南基地是亲自坐镇指挥南繁工作，他很忙，不可能为你的报道抽出半小时来听电话的。”辛业芸说，“大协作里面每个人的贡献究竟是多少，这本来就各有各的看法，我们是不会对这种问题予以回应的。”

无论如何，杂交水稻的传奇都在继续。到了1980年代，福建三明农科所技术员谢华安育成了新一代强恢复系“明恢63”,因此他也被称为“杂交水稻之母”。“明恢63”与颜龙安的不育系“珍汕97”配套，生产出来的种子就是“汕优63”。

由于生物的适应性，一个杂交品种的优势一般只能保持数年至数十年，因此，杂交水稻的品种需要不断更新，没有哪一个品种可以一直包打天下。而“汕优63"从1987年起连续15年种植面积冠居全国，单年最大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，是迄今为止国内种植面积最大、推广速度最快、连栽时间最长的品种。由于农村与农业经济体制的变革，朱英国坦承，目前没有哪个品种可以再在全国占据主流，杂交稻品种已进人百花齐放的时代，也不再会有谁能够复制“汕优63”的成功。

5

“红莲”生不选时

而这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朱英国的遗撼。尽管比袁隆平小9岁，朱英国在杂交水稻界却称得上是自立门户。1974年，他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莲塘稻杂交，育出新的不育系“红莲型”，在杂交稻领域，这与湖南的“野败型”、日本的“包台型”，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，而且只有“野败型”和“红莲型”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。

但是“红莲型”却生不逢时，这又与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。1972年10月，首届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，正式拉开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的大幕。从1972年到1982年的11年内，共召开了9次杂交水稻协作会。作为湖北省协作组组长，朱英国参加了每一次会议。他说，每次的开会地点，多是根据当年哪个地方的杂交水稻长得最好来定。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，都是在田里开现场会，大家不仅交流杂交和种植经验，也直接分享育种材料，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。

“但当时的大协作基本上就是在攻关‘野败型’，我们的‘红莲型’仅比‘野败型’晚出来一年，也给了很多单位，但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。”朱英国说，除了育种，协作组还要负责杂交稻的推广工作。同时，“红莲型”当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，比如育性稳定、纯度、强恢复系难以找到等问题。“但‘野败’之所以能那么快就成功，正是靠全国之力。而‘红莲’的研究长期只有我们一家。”在那几年，就连朱英国自己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研究推广“野败”，顾不上钻研自己的“红莲”。

杂交水稻协作结束以后，朱英国回到武汉大学，在研究力量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，继续开展研究。直到2000年，他们才克服了“红莲”的上述缺陷，育成一批新的“红莲型”强优杂交组合。这一年，朱英国邀请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杂交稻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。“他们都十分肯定。新的‘红莲型’不育系确实不错，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。”朱英国说，直到21世纪，已经出生近30年的“红莲型”终于得到了大面积种植，到目前为止，全国累积推广面积已超过1亿亩。但是，当年集举国之力推广“野败型”杂交水稻时的那种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6

“两系法”命运多舛

今年春节，在武汉打工的石新华回到仙桃老家，他在给父亲石明松上坟时说:“爸爸，我能为你做的，都已经做了!”

（编辑：云计算网_泰州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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